1864年7月，南京城陷，湘军统领曾国荃率部攻入太平天国都城。城内火光延续多日，百姓流离，财物被掠，死伤难以计数。曾国藩当时坐镇安庆，并未亲临城下，但攻城方案、战后处置以及向清廷报功的奏折，都与他密切相关。
这场惨剧，正是理解曾国藩的一个入口。此人一生讲修身、讲克己，日记中常常反省言行，被后世称为“完人”；可在战场上，他又能把屠城、杀戮视作取胜手段。两张面孔并不矛盾，反而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曾国藩。
曾国藩出身湖南湘乡，1838年考中进士，后来进入翰林院。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，他很可能只是清廷官僚体系中的一名儒臣。1852年以后，太平军席卷两湖，清军屡败，咸丰帝命地方官绅办理团练。曾国藩由此离开书斋，走上了统兵之路。
湘军与八旗、绿营不同。它主要依靠乡土关系招募，军官大多由曾国藩及其亲信挑选，再逐层统率。将领与士兵之间有私人信任，军饷也由地方筹集。这样的军队，战斗意志往往强于临时拼凑的官兵，却也天然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。
湘潭之战后，湘军逐渐站稳脚跟。经过岳州、九江、安庆等地鏖战，湘军最终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。尤其是安庆之战，湘军采取长期围困，切断城内粮道。1861年9月，安庆失守，守军和城中居民遭到严重杀戮，曾国藩对此并非不知情。
有意思的是，曾国藩并不总是直接下令“杀尽百姓”，但他反复强调对所谓“逆党”不可宽纵，要求部将以迅速消灭敌军为要。对于古代攻城军队而言，这类措辞很容易被执行者扩大解释。战争一旦突破底线，军纪就会迅速瓦解，百姓也会被笼统地归入敌对一方。
南京的数字更应谨慎看待。民间常说湘军攻陷南京后杀死三十万人，甚至将其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，但这一数字缺乏足够可靠的直接统计，不能当作确定事实。可以确认的是，南京城破后发生了大规模杀戮、焚掠和破坏，持续时间较长，受害者包括太平军，也包括大量平民。
曾国藩的奏折往往着重呈现“克复金陵”的功劳，对城中惨状语焉不详。曾国荃部下在城内纵火搜掠，军队借战功之名分取财物，这种现象在晚清内战中并不罕见。曾国藩既是湘军的缔造者，也是这套暴力秩序的最高责任人之一，不能只用“时代所迫”四个字轻轻带过。
那么，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没有反清？答案并不只是“忠君”二字。儒家教育确实塑造了他的政治观念。对他而言，清廷虽腐败，却仍是名义上的正统；太平天国既挑战皇权，也冲击了他所熟悉的伦理秩序。镇压太平军，在他的自我解释中，是“卫道”而非单纯争权。
更现实的因素，是湘军并非一支完全听命于曾国藩的现代军队。它靠乡党、军饷和战利品维系。士兵愿意作战，往往与粮饷、升迁和生计直接相关。南京攻破后，湘军内部已经疲惫不堪，许多人想回乡分田置业，并没有长期追随曾国藩另立政权的准备。
曾国藩也清楚，自己一旦举兵，面对的不会只是清廷。左宗棠掌握楚军，李鸿章拥有淮军，二人都与曾国藩既有师生、同僚关系，也有权力竞争。清廷可以利用各派之间的牵制，使任何一家都无法轻易坐大。曾国藩若迈出那一步，湘军很可能先陷入内斗。
据记载，曾国荃等人曾有过更进一步的设想。曾国藩没有接受，只说：“今日取天下，未必能守天下。”这句话是否为后人整理，尚难完全确认，但它符合他的处境判断：清廷虚弱，却仍有名分、财源和调动各地军队的能力；湘军强悍，却没有稳定的政权基础。
1864年南京陷落后，曾国藩并未把三十万湘军全部留在手中，而是主动裁撤主力，将部分部队遣散。此举既是向朝廷表明无意割据，也是在削弱地方武装对自己的反噬。后来他调任直隶总督，处理天津教案，仍以维护清廷秩序为政治底线。
曾国藩的复杂之处，恰恰在于他既不是单纯的圣贤，也不是只知杀戮的武夫。他能整顿军政、兴办洋务、约束家人，也能默许甚至推动残酷战争。所谓“完人”，更多是后人从其自律、文章和治家之道中提炼出的评价，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选择和战争责任可以被抹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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